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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太原却管太学，不管防秋却管春秋，不管礮石却管安石，不管肃王却管舒王，不管燕山却管聂山，不管东京却管蔡京，不管河北地界却管举人免解，不管河东却管陈东，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
这是东京汴梁城目前最流行的《十不管》，表现了东京百姓对朝廷的失望。
而这失望，主要是冲目前的宰执徐处仁和吴敏。
徐处仁在担任太宰之前，曾在北京大名府担任留守，社会声望很高。
太学生与京城百姓都认为徐处仁比较老成，性格刚廉，又富有政治经验，若让他出任宰相辅佐年轻的赵桓，肯定能有所作为。
徐处仁从三月初担任太宰，到八月初，正好五个月。
这五个月，正是宋国多事之时，也正是宋国扭转危局的关键时期。
各地符檄如雪片般飞来，急需朝廷做出英明的决断。
可是，诸多复杂的政治、军事、外交等问题，弄得徐处仁有些头晕。
徐处仁虽然有从政的经验，但他却缺乏处理国家危难所需要的政治远见与睿智他对一系列问题的处置，要么不及时，要么出现重大的失误。
比如，为防金人秋天再次入侵，种师道建议集中诸道兵力屯驻在河阳一带，守住黄河防线，但徐处仁不予采纳，他认为金人既然已撤，岂能复来？不宜先自扰以示弱。
其政治眼光之短浅，政治洞察力之暗弱，由此可见一斑。
徐处仁出任宰相，是吴敏向赵桓推荐的。
吴敏觉得他自己年轻，资历较浅，担心不能控制朝廷目前多灾多难的局面，于是广招贤能，大造声势。
徐处仁初到朝廷时，与吴敏、李纲政见比较一致，大家合作还算顺利。
但后来徐处仁和吴敏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吴敏年轻气盛，处理政事经验很不足，当办事人员将各种军政文牒呈报给他请他做出批示时，他竟茫茫然不知如何裁处，只是说：“依旧例可也。”
徐处仁很看不惯，吴敏无能又喜欢揽权，加上吴敏从之前的主战变成主和，被徐处仁视为叛徒，因此，两人开始明争暗斗。
慢慢的，徐处仁与吴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每次开会议事，二人都互相诋訾，互相拆台。
吴敏曾向吏部推荐了几名官员，其中有他自己的亲戚。
徐处仁审查名单时，毫不客气地将吴敏亲戚的名字一笔勾掉。
吴敏气冲冲地来到东府，找徐处仁商量名单之事。
可二人交谈了没几句，就激烈争论起来。
当时，徐处仁正拿着毛笔起草文件。
一怒之下，徐处仁将毛笔猛地朝吴敏扔了过去，正中吴敏面额，以至于吴敏唇鼻皆黑。
这件事很快便传遍朝廷内外，影响很坏。
唐恪、耿南仲、聂山早就想将徐处仁和吴敏赶下台，由他们取而代之。
因此，他们立即抓住这件事不放，趁机指使御史中丞李回上奏弹劾徐处仁与吴敏。
李回上奏说：
“太宰徐处仁，当初因蔡京推荐而得到重用。自金人退师，陛下以其有治理地方的才能，提拔为太宰。然而，其器局凡陋，不识大体，智识滞暗，不通时变，完全不能领导百官。少宰吴敏，其实是蔡京死党。其在相位，悉效蔡京，意在专权固宠。徐处仁与吴敏不和，致使天下之事日渐坏缺。现今，金人猖獗，重兵压境，河东之役师老粮匮，天下之忧日甚一日。徐处仁与吴敏，误国负恩，罪在不赦。伏望陛下亟罢二奸，别图任用。”
徐处仁和吴敏主政的这几个月，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宋国朝廷本应抓住时机，从总体上进行战略部署，积极做好应对金人再次南下入侵的各项准备，并做好各种预案，包括皇上适时撤出京城的预案。
然而，徐处仁和吴敏对边防之急，重视不够，措置无方，白白浪费了大好时机。
吴敏还上奏建议读书人都要增加一门《春秋》课程，又说王安石《三经新义》都是邪说，等等，皆非当时之先务。
另外，通过萧仲恭策反耶律余睹这个馊主意，也是徐处仁和吴敏给赵桓出的。
作为宰相，徐处仁与吴敏的确都不称职，至少，以他们之才，当不了这个混乱时期的大宋的宰执，他们开不好这艘快沉了的大船。
很快，搬到了徐处仁和吴敏的唐恪、耿南仲、聂山等人掌权了唐恪升为少宰，因为没有太宰，唐恪就属于是宰相。聂山同知枢密院事。耿南仲为尚书左丞。
新任宰相唐恪，是哲宗绍圣元年进士，历任县尉、知府、转运判官等地方官职。
他是从基层干起，逐步被提拔到中央朝廷的。
宣和元年五月，东京城遭暴水淹没，情况十分危急，时任户部侍郎的唐恪临危受命治水。
有人建议决南堤，以纾解宫城之水患。
唐恪反对这种害民之举，他说：“水涨堤坏，淹没居民，此无可奈何，今决而浸之，是鱼鳖吾民也。”
唐恪不顾个人安危，乘坐小舟，现场勘察暴水实情，以求因势利导。
最后决金堤，将暴水注之黄河。
不到半月，京城水退，赵佶对唐恪大为称赞：“宗庙社稷获安，卿之力也。”
此次治水，显示出唐恪具有一定的解决危机事件的魄力与能力。
金军第一次兵临东京时，唐恪在杭州任知州。
李邦彦举荐他回京，任同知枢密院事，希望他能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