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回到御书房发泄过后，问王承恩道：“朕还是大明天子吗？黄汉染指的地盘还算大明领地吗？”
如此难题王承恩哪敢作答，其实王承恩的能力有限，也不会用好手中的权力，在甲申国难时无计可施陪崇祯上吊足以说明问题。
王承恩大权在握十几年，培养几百哪怕几十心腹死士很难吗？保着皇帝和自己出逃总会比上吊好多了，机会应该是存在的。
当时北京城乱糟糟，导致崇祯和王承恩的尸体三天后才被发现就可见一斑。
这其实就是崇祯刚愎自用的结果，他一直到临死前都认为“诸臣误我”，不仅仅可笑、可叹还很可悲。
崇祯手握皇权十七年，是大明最高决策者，亡国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他，临死前还推卸责任足以说明他没有担当。
大明不是没有能臣，然而都是昙花一现，问题就出在崇祯太自以为是，到了崇祯十七年身边都剩下了庸才，连跑路都做不到。
也有不少文官武将选择殉国，但不表示这些人有才能，仅仅证明他们有气节罢了。
见王承恩吓得跪下了，崇祯仰天长叹道：“诸臣皆是趋炎附势之辈，几百官员的任命居然全由辽国公提议照准，朕岂不是成为了摆设？”
王承恩道：“陛下息怒，征虏大将军用人得当，至今没有出现纰漏，朝臣不驳回他的提议也是为了朝廷着想，硬塞官员去‘汉江省’最后得不到实缺反而会让朝廷丢脸。”
“红旗日报”发行量猛增，升斗小民、官员、吏员包括太监都研读，王承恩也不例外。
他能够感觉到“汉江省”的勃勃生机，最是奇怪为何在征虏大将军治下不是人浮于事，而是人尽其才，心里其实佩服得五体投地。
黄汉远离朝堂，皇帝鞭长莫及也！此时只能劝慰崇祯不要妄图控制“汉江省”，免得逼反了征虏大将军。
崇祯之所以感到憋屈完全是因为没有应对之策，他何尝不知不能逼得黄汉翻脸，选择妥协是必由之路。
他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为何诸多官员去了“汉江省”就能够用心做事不再贪腐？大明朝堂上的党同伐异为何没有在那里出现苗头？
“汉江省”温体仁亲笔书写的奏报中阐述了宋鹏飞、孙传庭、陈奇瑜的鸭绿江部署，透露出如果不出意外伪满清豫亲王多铎以下一万三千满蒙骑兵和七千旗丁将要被围而歼之。
崇祯在恨黄汉威逼朝廷之时对接下来的大战又充满期待，矛盾的心情无法向人倾诉，更加觉得窝火。
如果“红旗军”紧接着阵斩或者生擒多铎这个伪满清的亲王，朝廷恐怕一定要给黄汉必要的封赏，封爵郡王又得提上日程，届时自己准还是不准？
确实如此，温体仁、张凤翼、梁廷栋、杨一鹏等等大明高官都在等鸭绿江方面军再传捷报。
他们商量好了，斩杀或者擒获多铎后集体上书请求朝廷册封征虏大将军“汉江郡王”。
至于征虏大将军承担五年平辽之时提出的平定辽东后索要的辽沈郡王爵位，被温体仁等等忽略，因为那时没有谁能够预见征虏大将军会全取朝鲜开疆拓土，使得大明朝多出“汉江省”。
征虏大将军为国而战拓土三千里，使得大明两京十三省变成了“两京十四省”，功勋卓著，足以得到郡王爵位，以后平定辽东应该得到藩王爵位。
多铎哪里想到他的项上人头被大明高官惦记上了，将要成为黄汉加官进爵晋级为大明郡王的阶梯。
他认为自己实力未损，一点点也不紧张，率领两万人马预备退回辽东。
满蒙骑兵已知“红旗军”战船的厉害，他们当然会避开沿海选择从鸭绿江中上游行军。
也是八月十五中秋节，鸭绿江方面军杨国恩、黄龙、高忠义、郑学伟、刘四海的一万余步兵率先在叫做平谷川的地方跟满蒙骑兵干上了。
排名第二的总赞画陈奇瑜是这一次战斗的总指挥，他心里不踏实。
他不是担心自己的布置有疏漏，也不是担心“红旗军”不敢战导致预期效果达不到，而是认为自己初来乍到，“红旗军”将领有可能瞧不起他。
陈奇瑜很奇怪为何自己在大明指挥更多人马之时没有这样的感觉，来到征虏大将军麾下总有说不出的压力。
后来他终于领悟了是什么原因，那是因为“红旗军”体系人才济济，随随便便拉出一个普通少年正兵都能写会算、懂实则虚之、虚则实之。
作战计划修正稿交于征虏大将军批复之时，陈奇瑜被点名指挥鸭绿江方面军的第一次阻击战，预设战场完全由陈奇瑜布置，其他将领协助。
贸然被委以重任，陈奇瑜真不敢从命，立刻写信请辞，可惜征虏大将军只留下了“矫情！”两个字的批复发还。
陈奇瑜见到了这两个字的评语羞得无地自容，第二天他就不再“矫情”全心全意投入到战前准备之中。
中秋节，多铎的两万人马终于进入打击范围，陈奇瑜知道“红旗军”讲究以最少伤亡获得最大战果，他没有布置步兵冲锋，也刻意没有堵死往西的通道，而是依托工事群和险要打qiāng放炮。
平谷川几十里范围的山上都有工事群，都部署有弗朗机一磅炮，满蒙骑兵在这样的环境下蒙圈了，完全是挨打的状态使得他们变成了惊弓之鸟。
然而每一个工事群之间都没有被堵死，清军承受打击后都会有缝隙使得他们得以逃出生天。
没